飞机与手机的全球生产与组装是制造领域的全球化典型，而利用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技术、生产、 市场整合的跨境并购则是资本跨国运作的高级阶段。国内有市场，发达国家有技术是跨境并购的坚实基础；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投资亚欧非等战略为跨境并购提供多元契机；站在市场化运作的角度， 当下跨境并购的优势与困难点在哪里？如何从大国战略中借力？为数不多的一线专业实操者的建议值得借鉴。

2017（第五届）国际视野下的创新与资本论坛精彩观点回顾

论坛主题：全球并购，投资全球；跨境并购正当时，并购为王的中国时代。

主持人：信中利资本合伙人、董事总经理刘朝晨

嘉宾：

香港富华国际集团董事长 赵勇

英飞尼迪集团董事总经理 胡斌

加拿大GIC集团 首席执行官 DavidCarbonaro

会同资本创始合伙人、总裁 蒋华

软银中国资本管理合伙人 宋安澜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周春生

云研创投创始人 李利凯

广联达高级副总裁 王爱华

刘朝晨：我是本论坛主持人，信中利资本董事总经理刘朝晨，现在既管理中国新三板挂牌公司，还持有上市公司，在跨境并购方面，像对德国医疗健康的并购投资，对英国的投资，在欧洲和美国科技方面，也有很多的布局。

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2016年，据国际权威机构统计，全球总体并购总额是3.6万亿美元，同比有了17%左右下降，但是中国异军突起，在2016年全年，中国企业跨境并购金额超过所有国家，达到2210亿美金，是2015年两倍之多，创历史新高。在这样的并购进程中，在去年12月份政府出台了关于中国外汇出海方面一系列的管制性政策，尤其对中国地产公司，包括一些专项的SPV，包括对虚拟经济和过高估值的公司一系列严格的管制，包括今年一月份，对私人公民，对外汇换汇方面进行材料登记的更新，无论是学者，还是国际投资伙伴，还有产业投资人，大家面临的是共同的问题，希望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谈一下，面对这个趋势和市场上的情况，大家对2017年中国跨境投资的趋势和应对的策略有什么样的思考和建议。首先请胡总开始。

胡斌：这个政策影响很大，特别是对大额境外投资，因为我们也是跨境投资的境外主体，但是我们关注于高科技的投资，也是符合国家政策取向的。目前我们单个项目对外早期的科技类投资，在一千万美金以下，基本上也做了几个小案子，目前来讲还可以，要求材料提交的详细一些，和以前的感觉主要是材料的详细程度，时间没有以前那么快，对外投资金额对我们的影响不大，如果大额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刘朝晨：宋总和蒋总科技方面投资比较多一些，你们二位观点怎么样。

蒋华：我同意胡总的说法，高科技这类国家是鼓励的，但是对外国的标的物来说，我们国家现在外汇管制政策，对现在有期限的收购会面临挑战，这也就是国外比较好的标的物，在时间约束比较强的时候，中国的资本如果是人民币的状态兑换成美金再做收购的话，有非常严峻的挑战，对对方来说不确定性会增强。从长远来看，在美元资本上，比如说联合国际资本，一起做高科技企业的收购，这是比较合适的，越是中资背景越强，国企背景越强，和中国高科技联系越强，面临的监管越严格。

宋安澜：对我们影响也不大，因为我们主要是美元基金，虽然有几十亿的人民币基金，人民币和美元都可以投。软银中国基金的要点：我们投资主要的说法叫专注于中国但是也兼顾全球，投资大部分是希望有中国的角度在里面，如果我们投澳大利亚，投硅谷的，投其他地方的也可以投，但是要有中国概念在里面，这是我们的要点。至于说资金方面呢，因为我们是美元，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和在座的人民币基金合作，如果你们有境外的项目可以一起做。对于投资来说，因为我们做科技投资，我们认为，如果能够把境外的科技和中国的市场结合起来，这个是能产生非常好的投资效益的。举个例子，我们在澳大利亚有很多的投资，有软件企业，新材料企业，有环保企业，它那边的科技开发还是很快，很先进的，但是那边市场很小，所以我们很多投资项目，把高科技企业和国内的市场结合起来。举个例子，做环保的，治水在那边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到中国的话有很大的作用，两边一结合就有很大的效益。

刘朝晨：他们的感觉是跟中国市场的结合，在这方面得到国家大力鼓励，我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也受到西方国家政策方面一些敏感性的反馈，这个话题我们一会谈。我们请赵总，从产业资本的角度，针对提到的政策性管理怎么看待今年的趋势。

赵勇：我们海外投资两三年前开始，我们当时收购了墨尔本的一个饭店，当时主要是海外审批时间比较长，后来政策改成了备案制，一两个星期就批下来，所以感觉海外投资非常快捷了。当时中国审批很容易出去，近期因为我们收购百悦酒店以后，在新西兰获得了一个位置，建第二个百悦酒店，已经开工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开工的项目每个月要有工程款付的，如果资金没有搞好，一开工之后资金不能到位就会影响很大，工程可能会停了。这个事可能也不是今天策划的，可能在之前，包括我们的资金在国内审批以后，通过内保外贷，国内的资产抵押给银行，银行开保单到投资国受理的银行，保证了资金能够出去。另外，还有一个是跟当地的银行做沟通，当地对酒店产业，旅游酒店很支持，因为新西兰也是旅游国家，当地银行也能够支持，所以在投资海外的时候，最好能够把资金规划好。据说最近限制可以放开一点，批的可以出去了，这个也要适应，这是我的看法。

刘朝晨：王总，你们两年前做了北欧的收购，如果你们有新的布局，现在怎么看待目前的政策呢，有什么影响？

王爱华：目前的政策形势我们也是非常关注。总的来讲，从公司战略来说没有因为政策形势做战略调整，因为国际化是我们很重要一块，并且国际化里的实施手段，一块是自己的产品往外打，第二是投资并购，战略上还在积极推进，并没有受政策的影响。具体的方式来讲，现在也和投行伙伴积极商量办法，从总体上来讲，我们周边的伙伴给我们也出了一些办法，第一这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包括宋总这边。第二从我们做的事情来讲，在高科技领域，从国家政策来讲，这些真实的并购应该是可以得到支持的，谢谢。

刘朝晨：周教授您对跨国并购研究多年，而且您很多的学生也是中国企业界第一线的从业者，请问您在课堂里面对最新政策的跟踪是很谨慎的，您有什么建议？

周春生：现在在美国民粹主义越来越明显，趋势越来越强烈的背景下，中国自然要扛起全球化的大旗，新的政策不会对有真实需求的海外并购给予非常严苛的限制。政府的考虑，我们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人民币贬值预期比较强烈，外汇储备减少，采取的措施是防止资金投机或者避险型目的外逃，而不是真正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正反馈效应的的资本运作。比如现在搞“一带一路”，我们也允许，要到海外做一些投资和收购，但政府的目的非常明显，我们搞“一带一路”，搞全球化，是希望“一带一路”能够为中国拓展更广阔的市场，带动中国商品对海外的输出，包括像建筑设备，总书记、总理积极推进的高铁等等，我们就要到海外投资并购。另外我们需要技术，能够跟我们现在的产业转型，结构调整，创新升级，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中国企业到海外获取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有积极的效应，或者说对中国商品出口打开更广阔的市场，在这方面政府一定是支持的。但是现在政府也希望我们限制假借投资的名义到海外买卖房地产等等，所以我认为对于真实的，对中国经济国际的增长和就业有帮助的投资，可能手续上更麻烦一些，但是不会有太多实质性的影响。

刘朝晨：谢谢周老师，我理解政府是希望所有并购和经济转型一样，是跟实业像结合的。David Carbonaro你是唯一一个在座的来自海外的嘉宾，你们也面临跨境方面的问题，刚才简单和您的同事聊了一下，他也谈到了加拿大监管的规定，他告诉我现在的挑战还是很大的，因为几个中国的合作伙伴做了这样的规划，但是现在没有办法按时交付，您对此有何评论，和我们分享一下。

David Carbonaro：这是大家关切的问题，就像全球一样，我们也密切关注政策和监管条例、监管规定。刚才周教授说的，我也非常同意，这些新的监管规定是政府希望能够应对资本外逃，但是加拿大公使衔参赞已经说了，加拿大非常开放，加拿大新的特鲁多总理是非常亲华的，到了加拿大就可以看到中国的投资，中国的企业在加拿大带来的积极的影响，中国的投资在加拿大是非常受欢迎的。加拿大是一个卓越的创新的中心，我们有很先进的技术，清洁技术和农业技术都很好，两国政府关系变得更密切，甚至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在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加拿大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在投资，加拿大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到目前为止，我们不得不说，中国在加拿大的投资，以及中国在加拿大的移民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的，我想这样的态势会继续下去。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和中国的资本方不应该有任何的顾虑。

我想在座每个人都知道，美国最新的动态，很多的外国投资者都很顾虑，就是美国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动态，他们很关注。加拿大当然也会关心，因为美国是我们第一大贸易伙伴，因此加拿大肯定要聪明一点，要跟中国建立强有力的关系，加拿大有一定的规则，对某些行业的准入要有一些批准才能准入。但是对加拿大来说，我们不像美国人那么顾虑和担心，我们的总理特鲁多已经宣布放松相应的规则，就是航天航空方面对中国的规则已经放松了。长期以来在很多国家这个都是受保护的，航天航空的行业涉及很多军方的技术，但是加拿大总理已经说了，放松对中国的限制，这样加中关系会进一步加强，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刘朝晨：问一下胡总，关于以色列，尤其过去两年大量中国资本走到以色列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敏感领域的壁垒和约束吗？

胡斌：说到以色列，这两年我感觉国内对以色列的兴趣大增，以色列这个国家也开始朝东方看，最开始是朝西方看，加上美国的犹太人实力也很强，因为他们是一个民族。中国国力强大以后，我们对外投资，很多国内龙头企业，包括一些大的国企，特别是一些龙头的民营企业开始在以色列收购一些高科技的公司，收购以色列的龙头公司，引起了以色列各界的反响，觉得中国人也愿意出议价购买他们的品牌，购买他们的先进技术，因为以前他们总认为中国对知识产权是非常不尊重的，所以说他们对IP保护意识非常强，你到以色列看这个小公司，十几个人可能一年销售收入几百万美金，你付出几千万美金收购它的时候，中国人也出不起这个价，后来中国人认同了他们的技术，在全球的产业链和市场上有非常独特的竞争优势的时候，和中国人的合作就越来越多了。原来在战争中可能会衍生出来，主要是在TMT，特别是医药医疗方面，他们是世界级的医疗水平，因为有很多实用的医疗技术，包括网络安全的技术，包括远程监控的，包括在一些细分医疗方面，包括美容的产品，跟生活和救护，减少在战场上士兵的损伤产生的救护技术，这些方面和中国合作越来越多了，在这个细分领域上我们做了很多投资案例，现在很多国内投资人对这个非常感兴趣，所以在互联网的安全，在一些信息的传输和监控，在一些健康医疗的领域上面，我觉得合作空间非常之大。谢谢大家。

刘朝晨：胡总抓紧时间做了宣传和广告，他已经衍生到了以色列和中国投资的机会，也是非常好，旁边有一个以色列的路演。周教授，请你就我刚才说的，欧洲开始对中国的高科技龙头产生了不同的声音，您怎么看？

周春生：这种现象应该说是中国面临走出去的时候一直存在的问题，对加拿大，对美国，对欧洲相互之间的并购，这种问题通常不那么敏感。我们因为政治制度上，意识形态的差异，特别是在中国不断崛起的过程中，我们现在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对外贸易国，我们也从政治上、军事上，随着经济的增长，从弱国渐渐走向强国。从别的国家角度来看，引起这样的反应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但是这种反应往往会被媒体推波助澜，所以未必非常敏感的技术，一旦通过媒体的渲染就会变得非常敏感。就是说我们在海外做高新技术并购的时候，第一并购的主体是什么，如果涉及到军工方面的国有的企业，我估计做成的概率更低。第二个就是在传媒方面的公关和引导，传媒一定会影响政府的议会和监管机构的想法，我们国内也知道，甚至有一些案件，如果变成公众事件，法院的关注度都是不一样。在国外程度不同，但是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我记得好多年前了，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应该是中海油还是中石化的跨国并购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很多事情，很多工作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国内的媒体就开始高调宣传，也影响了国外媒体的注意，最后这件事情认为非常敏感，不了了之，被否决掉了，我认为这些经验和教训是值得我们吸取的。如果我们在国外并购确实涉及到一些技术，有可能会受到政府的关注的，我觉得前期的工作一定要准备好，避免产生所谓的沉默成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特别是时间，最后这个事没有做成，我觉得这个沉默成本一般是无法回收的。包括在签订相关的保密协议方面，我觉得要有非常专业的，法律方面和政策方面的专业意见，帮助我们应对国外可能进行的审查。

刘朝晨：周老师强调的关于法律的充分性准备，确实在跨境并购里非常重要，提到了媒体，媒体也是双刃剑，我们很多国际并购，有时候更需要低调一点。这是跨境并购中的挑战之一，实际跨境并购比国内并购复杂很多，在这里面，像赵总、王总他们作为实业企业，在过去有过多年的跨境布局，我想请你们分享一下，在不同的区域，无论是澳洲、北欧和欧美操作过程中，在产业投后整合过程中，以及交易达成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哪些？

赵勇：其实很多民营企业走出去会经历四个过程，一个是走出去之后不知道上哪走，怎么样找项目，可能要经历一段时间。一开始说找项目，上美国、欧洲找项目，也不知道哪个项目适合你，看了很多，开始找的时候就没有方向性。但是你也得必须经历这个，经历了这个过程以后，觉得哪个地区适合你，经过磨合以后也能确定，最好你是对哪比较合适的，能找到朋友，找对感觉的，这是第一个过程。第二个，你找了很多项目，下不了决心，看不准，觉得哪个项目适合你，你出国跑一圈看十个八个，有时候也是看不准，这个问题还要根据自己公司的情况，你在国内做的比较熟悉的行业。我在海外选择酒店，北京有四五家酒店，我有这样的管理人员，酒店项目拿来以后有团队可以分析，可以做专业的考察，可以算账，可以对收购的管理公司做对接，这样的话就能让你能够判断哪些项目可用。另外，还存在第三个问题，就是看好项目以后下不了决心，犹犹豫豫，因为海外很多好项目也是争的，如果不迅速决策，有时间下决心的时候项目就卖了。就这一点，咱们在海外投资花的工夫要特别专心的去关注，看好了马上决策。第四个，买了这个项目以后管不了，很多项目拿来以后，人家有一个团队，接手以后全靠国内的人员出去管也不行，最好这个团队还是利用海外的，或者已经成熟的团队，更多的是支持他们或者相信他们，不能收购完了以后全部变了，这也是很麻烦的事。我想这四方面处理好了，走出去还是很好的。因为外国管理很成熟，法律很健全，各方面很成熟，没有太多的麻烦事，这几方面大家要关注。最大的挑战关键还是自己，你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团队可以支持你，你收购了国外的项目以后，怎么样为国内的项目争取支持，现在我在养老地产方面探讨，国外在这管理很好，咱们硬件不缺，盖好房子包括投资国内都不缺，关键是管理，我希望把国外的专业机构，做的比较成功的机构引进来，把他们的管理理念和标准引进来。

刘朝晨：赵总讲了几点，往哪走，看准，决心快，管的好。王总，我知道你们把国内的产品通过国际渠道往外卖，能不能分享一些经验，有什么样的挑战。

王爱华：我简单把我们的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并购的挑战第一条是并购前期的战略和业务上的判断，不光是企业，自己缺什么，它有什么，这个问题大家都会想清楚。第二个问题，一般并购的标的或多或少都是有问题的，如果自己做的非常好，一般来讲买的机会也不多，所以一定要很清楚识别现在发展的瓶颈和障碍是什么，并购以后是不是能帮它解决问题，这一点是很关键的。我们碰到的标的确实是到了瓶颈期，可能是因为创始人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在整个商业的过程中，一定是和最专业的伙伴合作，无论是投行，包括会计师、律师，我们做芬兰这个项目，这个项目非常小，律师也是请当地最好的律师，会计师也是当地最大的，确实是帮助很大。第三个点，在投后，并购交割结束以后的整合过程中有两个关键点，第一点就是双方人的融合，人的融合是一切的根本，首先还是要了解，相互之间了解越多，后面共识就越好共识，越共识就越好调整。了解的基本前提就是沟通，这种开放和尊重，我们认为是第一位的。总的感受，和国际的标的公司打交道，相对来讲他们的商业环境比较成熟，这些人职业素养非常到位，所以不用有太多的担心，你要尊重他，特别是放下国内的管控，像一竿子插到底的冲动，这是需要关注的。第二个是在事上，比如说芬兰这个案子，一定让整合的公司迅速看到希望，看到前途，当时做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派了一个开发主管过去，把它的技术学完，他们的团队是很好的团队，但是因为各种情况一直没有把想法做出来，我们收购完了以后我们加大了对他们的投入，差不多7个月的时间，花了很少的钱把他们想了三年想做的产品做成了，这个产品做成了以后，在欧洲那边卖的很好，同时这个产品顺利的进入中国，在中国开始推广。另外，他们同时在中国也有团队，针对中国的需求也有想法，但是芬兰那边一直没有变现，我们接手以后，这个人带领一个团队，把他们提的需求做出来了，这个东西除了在中国卖的很好，现在也推到欧洲卖，现在整个项目成长非常好，无论是收入还是利润都有很大的提升，总体感觉比较满意。

刘朝晨：非常同意王总说的观点，发现问题，关键是你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我们关于德国医疗健康的收购，我们注入了更多的资金，另外要对接中国市场，我们把不错的产品，和中国好的分销商进行了对接。再一点，就是联合，像赵总也提到，联合当地最好的合作伙伴一起做，三年多以前我和意大利的一家基金共同投资了马丁，当时是由意大利的合作伙伴负责全球，我们在中国帮助中国和亚洲的合作进行对接，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时间有限，跨境并购不光是并购，还有很多的投资，尤其这几年针对科技方面，既有产业性并购，也有早期科技的投资布局，在这方面，除了胡总分享的，大量的中资资本到以色列，以色列到中国，也有包括对北美的信息科技，医疗科技，包括对欧洲的节能环保。请问宋总和蒋总，在过去2016年大量中国资本，美元资本像软银有自己的优势，但是也有中国人民币基金管理人募集了一些外币资金，重点做的不是产业性的并购，反而是早期科技的布局，他们说的原因是，中国的项目成本太高了，太贵了，美国更便宜，欧洲更便宜。但是经过过去一年，美国的市场我们知道增长了很多，您觉得这样的趋势具备很强的可持续性吗？

宋安澜：因为我是两边跑，硅谷和墨尔本，悉尼到处跑，现在有很多国内的基金开始往境外走，比如在硅谷做一个创新基金，专门找硅谷的企业投资，越来越多。实际上我个人感觉，国内很多企业绝对比硅谷高，硅谷即便很高，国内更高，这是我的体会。实际上很多高科技的初创企业不是最贵，可能在澳大利亚可能更便宜。举个例子，澳大利亚它有一个叫CSRO，它研究出很多先进的东西，但是没有市场。我们专门有一个基金在那边，把它的高科技东西进行产品化，然后到中国使用，我发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条路，怎么把科技和市场结合起来。比如刚才讲的治水的项目，原来是用在航天里一个特殊的膜，非常高科技，创始人脑筋灵活，一转用到民用治水上，效果很好，但是在澳大利亚没有用，我们引进来以后发展很好，中国江河污染很厉害，产生了巨大的协同效应。刚才他们也讲了跨境并购，我做了很多的并购，有一个要注意的问题，这个中间有文化的差异，开始沟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技巧，我一个惨痛的教训，我们去谈一个公司，各方面都是对的，但是谈的时候，老先生准备聊四天，第一天就说你们走吧，因为去谈的人，他很骄傲，一下子说我要控股就觉得很不舒服，这点特别重要。而且一定要找当地最好的专业人士帮忙，最后通过当地人帮我们拿回来的，谢谢。

蒋华：我在加入创投领域和PE领域之前，我是美国一家芯片公司全球副总裁，我深刻同意刚刚宋总讲的。在核心的高科技领域很多很好的团队在欧洲，在澳洲在美国、加拿大存在着，其实在国内，举个例子像大数据，大数据的公司现在估值非常高，他们也做的很好，但是确实也发现，这样的团队和国内的产业，包括很多国内上市公司，他们都有自己的医疗行业，包括交通领域，很多上市公司有自己的大数据和数据库，但是如何用合适的团队做挖掘，清洗，建模，达到应用，和国内大数据团队结合，还是我们用另外的办法，投一些国外领先的高科技的团队。刚刚宋总讲的非常认同，最近几个月也看了一些硅谷的团队，大家知道大数据领域核心的专家，核心的专家带的团队就那么几个人，或者是他们学生的学生到中国发展创业的海归人员，这块我是高度认同的，我们还是要把风险投资和国内的高科技产业相结合。第二个，我们不论在做并购还是投资，我们应该坚持结构投资和价值投资。结构性投资，我赞同赵总讲的，结构投资谁，我们自己要想清楚，其实投资是投资自己，我们自己应该分清楚要的是什么，能不能要这样的东西，这个标的物本身能不能跟我们现在还有的产业链相结合。第二就是发现价值，团队本身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能够依赖的合作伙伴，比如说是专业的团队，他们是谁，他们有没有在核心领域有自己的专家资源，不管在美国、加拿大还是在以色列，他们是不是非常了解这个领域。所以我也是做一点点小广告，其实我们是术业有专攻，在每个领域都有每个领域非常擅长的团队，他们在当地，不管是在加拿大、以色列还是在欧洲，包括美国，他们都有非常资深的产业资源，耕耘了30年，20年，其实他们是很好的标的。刚刚非常同意王总讲的，好的东西不会卖出来的，当它想卖的时候一定有问题，这个问题第一能不能解决，第二这个好的东西我们怎么跟踪，怎么磨合，怎么把它争取过来，这是需要我们很强的专业技术能力的，因为你要跟它做对话，要懂得国外科学家叫高处不胜寒，你的团队有没有这样的人，和他这样的水平的。第二个就是管理，要有开放的心胸，也要有他信任的基础。第三最难的就是文化的融合，就是人的融合，这一点上因为资本本身是融合的，比如说和上市公司一起联合，其实是能够完成比较好的投资方向的。

刘朝晨：谢谢，因为时间有限。最后请每位嘉宾思考一下，对2017年甚至延续到2018年，海外投资并购的重点行业，重点的国家，给在座很多投资人和产业资本提至少两个建议？因为2016年有大量的数据，我们在家电领域的投资，在游戏和传媒，比如万达对两家影视传媒公司的并购，腾讯做的并购，包括海尔和美的，对东芝夏普这些公司的并购，2017年的重点领域在哪里，相信大家很关注。而且2016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无论从交易的活跃度、金额和数量上来讲，民营资本已经超过了原来的国有资本，请王总。

王爱华：因为我们做产业的，给大家建议不太好给，只能说我们现在在大建设领域，在北美和欧洲寻找大建设领域优质的创新和标的，如果大家有类似的可以推荐给我们。

周春生：我觉得还是尽量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市场的需要，包括高端消费，包括新技术方面的，还有稀缺资源方面的，这样的话政府也支持，你也挣钱，又能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

宋安澜：因为我们投资有很多方向，我讲我个人感兴趣的，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会持续关注新能源和新材料，尤其是国际上高科技的新能源和新材料。尤其有一个点，电能存储的技术我是非常关注，非常喜欢。

蒋华：我也是这样，主要关注的是物联网、大数据和高端制造，我们关注的国别主要是欧洲和北美。

David Carbonaro：在加拿大有很好的机遇，加拿大在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度，这对中国是投资机会，比如汽车零部件，还有医疗器械，高科技方面，中国的收购方应该找好的技术，让他们在加拿大能够实现很好的投资，而且能够把中国的东西出口到加拿大。

胡斌：今后几年我们还是关注旅游和健康，因为国内人生活提高以后很多人要去国外旅游，我们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做调研，去年中国游客量增长了20%到30%，但是他们的旅游设施跟不上，我们投资这些肯定前景非常好。

赵勇：因为我们是做高新技术的投资，特别关注以色列，从我们的机构和我本人来讲，希望在医疗器械，特别是在心血管方面，还有对互联网安全，这两个领域是我们今年特别关注的两个领域。谢谢。

刘朝晨：感谢各位嘉宾，总结出两点，基本上是两个核心的驱动力，科技升级，消费升级。在这个过程中，所有面向市场，面向世界进行整合的投资人，财务投资人要善于和产业投资人结合，产业投资人应该更好的和财务投资人联盟，而且联盟不局限于国内机构，应该更加国际化和当地最好的团队进行共同的联盟，因为投资是一个共赢的市场。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