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是站最前沿去思考，如果前沿在中国，我们就用普通话思考，如果前沿在美国就用英文； 中国投资人已具备全球思维，中国创新如何与全球创新同步，甚至引领全球创新？这不但直接决定了风险投资的收益，还间接决定了中国大国崛起的底气。

2017（第五届）国际视野下的创新与资本论坛精彩观点回顾

论坛主题：在全球创新的新一轮竞赛中，中国如何与全球同步联合创新

主持人：科技日报社副社长 房汉廷

嘉宾：

创新工场首席运营官兼合伙人 陶宁

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集团董事长 段宏伟

国投尚科董事长、创始人 李智勇

天使汇副总裁 陈斌

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总裁 施水才

汤森路透全球运营中心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高剑松

房汉廷：我们今天七位嘉宾，既是跟台下嘉宾的对话也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对话，在面临整个国际形势的大变化当中，我们如何融入全球？如何成为全球的创造者甚至是领导者？我们在这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也是我们国际化三十几年之后，要创新思考和创新上路的一个话题。下面利用这个时间，让诸位来分享他们精彩的观点和台下嘉宾进行思想的碰撞。我到科技日报社做副社长，刚才有嘉宾问我，干什么？我说除了报纸，不干正业之外，其他副业都干。下面我想把时间留给我们几位嘉宾，下面请陶宁给我们分享她的精彩观点。

陶宁：谢谢主持人，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国内和国际在投资行业或者在创业行业的协同和协作，创新工场在过去的七年一直关注的是互联网和科技创业这一部分，因为我们在硅谷有分公司，同时我们管理三支美元基金，无论从募资--投资人的角度还是从投资创业者的角度，我们或多或少会知道一些在国际上面创业的环境和与中国之间的互动。曾经有过一句话，民族的就是国际的。现在，中国的就已经变成了全球的了，无论在各种各样的排行榜里面，中国在2000年之后，无论是体量、无论是市值，在全球500强里面、100强里面都有众多的中国公司出现，无论是老牌的国企还是新兴的BAT、小米等，有更多的中国的企业已经进入了国际视野中，服务的客户也已经遍布全球。

创新工场投资的是刚刚创业的企业，已经将近有300多家，他们服务的客户已经超过了中国的国界。所以说从客户角度上、从技术角度上、从员工的角度上都已经是全球融合的一件事情了。如果是聚焦到一点，在2017年1月份的这个时间点上，创新工场最关注的新的投资领域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已经出现60多年了，从理论慢慢进入到实用的阶段，也许2016年或者2017年可以称为人工智能创业元年。 现在回到大会大的主题--国际协同上面，在人工智能上的体现有：，第一是人才，中国的人才在这方面有特别大的擅长，人工智能现阶段很需要逻辑和数学的底蕴，中国数学天才多，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很多自己华人的科学家。理论研究上面，我们在创业之初是需要借助科学家的研究以及创新能力的，所以，在人才上，就需要在全球搜罗人工智能方面能够进行创业的专家。

就在昨天，发布了“创新工场人工智能工程院”的成立，大家认识的亲戚朋友，如果有在人工智能领域，无论想做研究还是想做创业，都可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打听一下，有没有适合你的位子。第二，人工智能应用，关系到千家万户。例如在商业企业的应用中，帮助企业获取更合适的用户，用人工智能设计新的产品，应用的领域涉及到金融、制造、医疗等。在2017年未来的两三年里，人工智能会是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国际、国内的学术界、技术界、商界、工业界以及大型企业、国企等，彼此间的合作是无可避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希望等到明年站在这个台上的时候，有更多的机会单独去探讨在人工智能方面，方方面面的投资和创业的心得与人才的交流。

施水才：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论坛，我们中国怎么跟世界同步创新，我个人思考了一下有两个方面，第一个，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第二个，我们要用正确的价值观去投资。我们拓尔思搞大数据、软件、人工智能，20多年前或者10多年前，很多谈的是自主创新、自主可控，从基础层面开始做起，但现在整个IT软件、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应用层面已经有很好的开源的成果，不但我们中国的公司在用，美国的公司也在用，现在BAT公司也在开源自己的东西了。我认为不管是开源软件、开源硬件、开源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世界大的潮流，我们现在没必要从最底层的东西开始做起，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实现弯道超车。

但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我们中国的企业或者创业者、投资者也非常关注，第一个，不是会用这些东西，你可以搞出真正有用的产品或者是有价值，还要能够重构加强开源的东西。第二个，开源社区，美国人对我们这套东西颇有微辞。我们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实现弯道超车，以更快的速度发展，我们看早期投资项目的时候，有些创始人经常说，我这个东西比谷歌领先十年，我一听觉得有点不靠谱，我说原理是什么？这种肯定不能投资的，现在只要是热门的东西，世界上一定有一股力量来做开源，我们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特别是在互联网和软件这些行业里面充分利用世界上的很多聪明人，很多社区提供的这种开源的东西来使得我们更快的，去发展我们自己有竞争力的产品。

第二个，从投资的角度，现在我们给人一种野蛮人的感觉，有两种，第一种是高薪来挖，很多大的公司也有实力，在中国挣钱非常多，到美国去挖这些工程师、数据科学家，所花的钱比美国还多几倍。第二种是挥舞着支票，直接把你买来算了。这两种都可以尝试，但是也有它的副作用，第一种副作用，人家是比较反感的，第二种副作用，我们作为一个上市公司，外延并购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路，我们在国内也做过一些并购，现在并购的趋势，国内钱很多，好的资产比较少，这时候大家都把目标瞄到国外去了，我有一个朋友创业板的，花10亿美金收购了印度做美国互联网广告的公司，采用了新的模式，对赌，做得非常好，在证监会无条件过会，现在又不好搞了，因为钱很难出去。这两种模式，高薪挖人以及挥舞者支票去收购，收购完了以后，三年以后怎么办？美国人现在也接受了中国的高PE，同时接受了对赌的游戏规则，对赌完了，三年以后这个资产怎么处置？人还在不在？这些对上市公司来说是非常严峻的考验。我们拓尔思来说，走另外一条路，两年前在硅谷也联合了几家公司和个人，在硅谷前沿的地方成立基金，专投早期项目，我们更加愿意把这些人才的创业和长远的发展与竞争力结合起来，使得先进的技术为我们所用。所以我们的理念就是国际的先进技术，中国的广大市场。谢谢！

李智勇：大家好，刚才国投尚科是我公司的名字，现在叫尚科办公社区。这个会议的题目是非常有高度的，国际视野下的创业创新，对于创业来讲，要有国际观，要了解国外的产业趋势，这样才能把握风口，才能少走弯路，国际的视野对于创新创业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中国和国外创业的环境形势有哪些不一样？首先信息是对称的，基本上像硅谷的新产品、新技术出来，第二天中关村就知道这个信息了，但是中国的创业生态、创业环境和创业要素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中国特色国情的原因，中国处于创业的初期，我们能抓住这个行业的热点，能抓住风口，但是要想创业成功，还是要搭建创业的生态，要具备创业的要素，因为在中国创业不仅要抓住一个风口，还要具备一定的创业环境，包括人才、技术、资本、产品，产业的集聚，这是必须的，只有形成一个集聚，形成一个创业的生态圈，咱们创业的成功率相对来讲要高一些。

尚科办公社区，我们定位打造迎合目前创业环境，中国化的，也是非常大的个体共享平台，这个定位非常迎合中国的国情，因为中国属于创业的初期，如果仅仅服务小微型的企业，小微型企业的成功率，包括租金的成熟率，如果这个社区没有主题性的话，互通性不够，我们通过大企业带动小企业，每个社区都有一个产业的集聚，上地以人工智能为主题，在朝阳的社区以文化创意为主题，有数字传媒的、有影视文化的。我们要求位置好、面积大，最大的社区4万多平米。我可以不吹牛来讲，尚科办公社区，我们共享办公平台20多万平米，可以用数据来论证用财务报表来论证，整体规模，包括个体规模也是目前最大的，目前的定位更加迎合中国的创业环境。

这个社区如果没有一个产业的主题，这个企业互通性还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尚科办公社区的特点，打造整体个体规模大的共享办公平台，而且我们有些个体大的共享办公平台，我们把人才的集聚公寓，包括大中小微的办公配套全放在一块，集聚人力的能力就更强，这是我们目前的定位。

对于中国向国外互通，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中国跟国际的合作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现在像早期的或者中期的合投，是一个趋势，因为我们尚科办公社区也做投资，依托我们的平台做一些投资。国际并购是一个趋势，通过国内国外并购产业比较突出的企业，从而带动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产业发展，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我想未来中国跟国际的互通合作，这肯定是一个趋势，关键是要如何做出咱们中国特色的创业生态圈，是中国创业者面临的挑战。谢谢！

陈斌：早在2015年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中国资本走出去，包括从海外引进创新技术的大趋势，天使汇是中国最早通过互联网帮助创业者解决资本问题的一个平台。所以在之前我们一直是服务国内，但是2015年开始，开始海外的步伐，在美国MIT成立了一个我们的分支机构，并且联手几个公司成立了原创力孵化器的一个公司，负责人事MIT校董，在德国也有我们的分支机构，专门成立了跟霍尔恩霍夫的研究所。

在海外走出去过程中，我们总结了一些经验，我们把这个定位成“投出去、引进来”，这将会是一个大趋势，当然现在很多媒体或者机构，大家可以看到都是并购，中国在德国并购，占了德国的一半了，并购成为一个主流，我们的观点跟施总很像，虽然现在挥舞着支票并购一些大的企业，当然能够加快一些步伐，但是我更觉得去找到海外真正有技术的这些创新的中小企业是更好的机会。

我们发现几个特点，第一点，关于估值和价格的问题，中国在2012年开始的这一拨基新的创业浪潮，使中国的创业企业的估值在不断推高，在2014、2015年的时候已经超过硅谷了，而我们比较看好的，像欧洲，欧洲现在创业企业估值非常低，原因是在于中国有庞大的市场，任何一个创业项目在描述他未来的时候，13亿底蕴之后价格一下就上去了，欧洲很多企业跟我们谈的时候，他们做过方案，未来的产量，一个德国才几千万人，他们很多时候预判未来产值的时候，只能相当于一个北京市的比率去算，在欧洲的时候很多科技项目，同等的技术成熟程度的情况下，远远低于中国的价格。

第二点，在海外有很多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欧洲特别明显，欧洲很多企业非常聚焦于细分领域的创新，有很多的技术，公司不一定很大，但是他自己掌握了一部分是具有全球领先方面的东西，当你挥舞着人民币并购很大企业的时候，不见得拥有了这个领域全方位的尖端技术，因为有很多企业，你去买一个机器人公司，但这个机器人的核心芯片以及电机，很多核心部件是散落在德国小企业组成的供应链里面。所以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发现，通过投资于一些在海外拥有尖端技术的小企业，伴随他成长，也不用一下把他控股了，把他引入到中国来，这样会有更大的机会，因为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市场了，它具备非常丰富的供应链系统，有非常庞大的消费市场，能够使很多海外的小企业瞬间的依托这个市场快速成长起来，而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随着整个国际交往的加深，很多海外团队对来中国开拓市场是越来越欢迎。以前我们要求海外的公司把一部分的研发团队带到中国来，他们往往不太愿意的，现在他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越来越热衷，我们在围绕着美国和德国成立了大概有四支外币的基金，这两年也投了大概好几十个项目，我们发现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基本上海外市场投进去以后，回到中国，它的估值立马翻了很多倍，这是非常好的机会。

中国面临一个大的环境是产业升级，产业升级的大机会，而在这过程中，单纯依靠国内的团队去研发和创新，在这个基础上推动一些本身很发达、很成熟的公司去快速成长，难度非常高，实现全方位的产业升级，非常需要依托海外的技术，我们在海外投资一些中小型的创新企业，拉到国内来，拉到国内来并不是说在国内又做成一个公司重新慢慢成长，而是拉到国内在落地研发发展过程中，直接跟国内的龙头企业合作，使这个技术快速的依托龙头企业、上市公司，本身很成熟的产业链、很成熟的市场化体系，快速使这个技术在这个领域里面得到推广和应用，这就能产生非常大的价值。举个例子，最近我们投了一个做量子点膜的项目，这个项目非常牛，牛在哪儿呢？我们平时见到的OLED屏幕，60到90是比较廉价的，超过90非常高端的屏幕，成本相差10倍，通过量子点膜，贴上一个成本5美金左右的量子点膜，十分之一建造的低端屏幕瞬间变成了是原来10倍价格的高端屏幕。这种技术是海外的初创公司来做的，有非常成熟的技术。

类似这样的案例，在海外非常多。所以很多的投资机构发现大家在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下一步是大量的中国资本出海去挖掘海外的创新技术，再引回中国，让这些技术为中国的优质企业所用，你投到海外的时候肯定是一个小股东，但是因为你是他的股东以后，你跟他商量，能不能到中国，这项目落到中国以后，资本结构要重新变化的，合资建厂或者说成立新的合资公司的时候，往往是能实现中方对这种项目的控股，所以说这是非常好的机会。通过海外尖端技术升过级的，武装过的中国的大型企业，把这些新产品推到海外去形成良性的循环，这才是最近我们新的政策，无论2025还是“十三五”新兴产业的规划等等可以看出这个机会，非常希望更多的机构能一起携手去海外合投好的技术，再拿回来，咱们把它实现产业化。“投出去、引进来”，未来是一个主流的趋势。谢谢！

高剑松：刚才各位的发言都非常精彩，借着各位的发言，从几个方面来讲，第一个，通过国际创新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大家投出去的时候，你的钱怎么换成当地的货币才能够投出去，虽然人民币国际化也很强劲，但人民币国际化在国外的钱要换出去，货币CNI、CNH，海外货币不是完全能够流通的，汤森路透这家公司，刚才跟房社长说得差不多，除了新闻之外，95%的业务不是新闻，60%以上的业务是跟金融相关的外汇、固定收益、期货还有证券，这些都是金融产品的数据，我们是覆盖全球的，特别是外汇的交易，基本上占了全球外汇交易的三分之一以上，交易系统和外汇对我们海外投资、对促进海外创新，特别是国家战略，也非常重要。

第二个，你要看风险，你的钱放下去以后，除了看项目好不好之外，还要看你的钱是不是交给放心的人，很大一个部门是做风险管理，有全球最大的反洗钱数据库，恐怖分子和不该投的人的名单都在里面，这样可以保证大家投的钱是安全的，我们也会有额外附加的尽职调查，海外的GE、摩根大通，如果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数据库给大家带来风险管理方面的方便。

我们还有两个数据库，一个是法律数据库和税务解决方案，如果你的资本去到全球，必须对当地的法律、税务条例有很深入的了解，我们一般给企业提供税务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全球企业，在哪个地方布局、在哪个地方出口、进口，这些税务的条规，哪些税能够帮助他抵扣，这些方面都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数据，一个全套的解决方案。举个例子，比如联想在巴西生产了一台电脑，在墨西哥生产还是在中国生产运过去，就有一个很好的比较，这样公司就有很好的布局。对于一个初创企业，我们还没谈到这么多的事情，但一个小企业，他的税，当地创业的政策，对他的营业税、所得税、增值税的政策，在我们的数据库里也非常多，我们跟中国国家银行合作做“一带一路”的展示，各个地方的金融信息、税务信息、法律信息可以在一个终端屏幕上呈现出来，给大家带来综合的解决方案。

关于我们自己内部的创新，我非常同意施总讲的，对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观点，我们是一个全球的公司，我们在创新项目也是全球互通的，有些客户需求拿到员工这边同时来做开发和研究，内部有一个竞争的机制，对业务带来很多的帮助，员工也成长起来了。我特别同意开源的方式，未来就是一个合伙人的时代，大家都是合作伙伴，没有那么高的层级，很多公司直接实行三层领导就够了，未来的人才，有非常宽松的创新环境，有创新的意识，员工在CEO下面十来层创新，肯定不行，但我们的员工在北京都有很强的创新意识，我们五年来也在中关村软件园这个平台上做我们的技术大会，也在引领整个中关村这一带对金融和技术的创新。谢谢大家！

段宏伟：大家好，今天这个主题是说全球如何联动创新，今天这么多嘉宾一起研讨这个事情，我更多是站在中关村的角度谈一点自己的认识，一开始主持人就说了，大家都听说过中关村，我们有的时候也开玩笑，伟大祖国的首都就座落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内，应该说中关村已经不是简单的北京的中关村，是中国的中关村甚至将来进一步成为全球的中关村，作为全球创新中心建设的目标，国家现在定位在北京、在上海，建设两个全球的创新中心，也作为创新型国家一种重要的载体。

如果建全球创新中心就需要定目标，我们肯定不断的在观察，不断的在学习硅谷，硅谷大家肯定都知道，毫无疑问是全球的创新中心，很多关于硅谷的书，为什么成功、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总结来无外乎就那么几条，第一个，最原创的技术，一定不是复制来的，他的商业模式一定是面向全球来的。第二个，有一个非常好的创业投资环境，今天我们这个协会就是创业投资的协会，不仅限于创业投资的结构，跟我们关联很紧的硅谷银行，硅谷银行跟传统意义上还不太一样，做的是投贷联动，现在很多创业者对自己的股权是非常珍惜的，通过一两轮的融资就把股权稀释没了，肯定也不，早期也需要债权的介入。我们知道传统债权介入，它的方式是考察一个企业的现金流，能不能还钱，还不了钱，债权怎么介入，创业投资最关注期间产生联动，更多的希望还款来源针对企业的主营业务的现金流。但现在应该说学硅谷的经验，尤其是硅谷银行的经验，它跟创业投资联合在一起，是一种叫创业债权，那个叫VC，就好比VL，这么一种概念，通过投贷联动，我对债权退出的时候是以下一轮的投资进来，它是一个资本向下的现金流进来，使得这个债权不灭失，就可以比较早期的进入企业投融资的过程中。在国内尤其在中关村科技园区，都在尝试为企业提供服务。

第三个，研究硅谷非常重要的经验是环境，那个环境是广义的，首先自然环境非常好，很舒适，不像我们的雾霾，这个雾霾是看得见的，很多创业者不回来，本来想回来，老婆孩子不想回来，他也回来不了，但今天咱解决不了雾霾问题。还有一种我们看不见的雾霾，这个雾霾称之为信用，信用体系非常差，创业者刚有一个商业模式出来，马上就会被复制，一下就做烂了，没有人真正维护原创的技术和原创的商业模式的利益，创业者跟投资人之间也是，跟你谈的过程中就不谈了，就在锁定期之内呢，就不跟你谈了，反过来也有，投资人把创业者的创业模式搞清楚，找别人玩儿了，不投你了。还有就是合谋，大家知道泡沫很多，估值多少了，又融了多少资，可能融了一千万人民币，最后变成一千万美元甚至一亿美元了，很不诚信，缺少一种信用的环境，这其实是对整个行业的扼杀，最后通过这个泡沫的方式，大家都没法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去发展。

从这个方面我们围绕着为创业者、为投资人建立信用档案，积累正向的记录，也把失信的记录通过负面清单的方式，将来也展示出来，这样通过正向激励和负面惩戒的方式更好的净化我们区域的信用环境，有利于创新。创新中关村已经是中关村的一张名片，我们想一起打造一张信用中关村的名片，只有这样一张名片打造好，左手创新、右手信用，才真正走向国际化，更好的全球的联动创新。谢谢大家！

房汉廷：刚才六位嘉宾给大家分享了很多观点，无论从陶总的人工智能到段总的看不见的雾霾，还有施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综合解决方案等等，这些观点应该说，不仅仅是他们探讨的路径，也实际上是全球以及中国当下可能面对的许多问题的解决方案，我听了也是倍受鼓舞。有几个观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观点，我们从趋势来看，大家都认为我们这轮的经济状况，全球的紧缩，特别2008年之后，非常像1929年到1933年大危机之后，也就是第四次技术革命之后产生的那种状况，有人更预见全球可能会爆发极大规模的战争、灾难等等，包括我们《人民日报》也发表过一篇著名的高端人士的文章，他讲，中国的经济不是U型，更不是V型，而是L型，而且L型是长期触底，有可能变成小写的l，直接掉下去，这个观点出来之后影响之大，对经济判断、经济部署产生了影响。大家可以适当的回忆一下，我们这轮的技术革命发端是1971年，英特尔的芯片厂的设立，走过过、了40年左右的时间，第一轮是信息处理的革命，微处理器，第二轮是80年代产生的阿帕网，互联网以及到移动互联网，1G、2G、3G，解决的是信息传输的问题，包括带宽，全球很多人判断认为信息革命完成了，由此进入了泡沫整理期，所以产生了2008年的大崩溃。所以全球就一片哀嚎，细分析一下，第三浪刚刚兴起，以人工智能、物联网为特征的这样一个过程，一个大风口应该是刚刚兴起，信息革命远没有结束，既然是这样，如果没有结束，我们说从投资角度来讲，从国家的判断来讲，应该要非常关注的，大家听说过孙正义，把阿里赚的钱统统拿出来买了英国的ARM，提供物联网芯片的，物联网解决的是问题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包括看不见的雾霾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解决，在三浪之后信息革命才完成，我认为一个最大的惊涛拍案之浪还没有展开，这应该是中国的机会，也是中国投资人的机会，我想分享这样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我们不是搞创新驱动吗？大家都想在蓝天白云下，青山绿水下享受着优越的生活，大家分析一下，无论美国的模式、北欧的模式甚至西欧的模式，里面有三大资本甚至可以讲四大资本，第一个资本是它的社会资本，这些在新旧伦理文明下的社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契约精神非常强，这也可以从启蒙思想家开始，构建的是信用基础，信用基础提供了社会最小的交易成本。所以他们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节约了大量的社会成本，我们正好相反，我们在这当中，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都不信任，我们为了确认这样一个信任关系，就费了巨大的力量，可是还是做不好，一松动就出问题，这里边现在就有一个好事情，叫做以物联网这套信息技术之后，每个人都是裸泳的状态，你每次违规都会昭然若揭，这时候大家还会违规吗？回过头来讲，我们是在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把我们从一个不诚信的社会，回到诚信的社会，这是我们更好的机会，既是信息革命的一种产业机会也是改变整个社会资本的机会，我们重建这样的一种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大幅度节约社会成本，可能是我们非常好的机会。第二个是技术资本的流动，我们通常把技术当成一种知识，

孔乙己说的，读书人偷书不算偷，是窃，技术是一种资本要素，全球来讲，真正的发展从1803年萨伊讲到资本的问题、技术的问题，整个推动社会财富的变化，技术的资本化是至关重要的。美国的专利制度，当时林肯讲过非常有名的话，给天才之火浇上了一支油，我们中国为什么落后？我们1984年才有第一部《专利法》，世界第一部《专利法》是一四几四年，差了500多年，今天不仅有《专利法》，而且会加强制度保障，按2015年的数据来算，我们有547.8万件专利的拥有量，我们大约的有效利用率约10%左右，这是悲观的地方。乐观的地方有了家底了，有大量的专利存量，如果投资人得以开发出再加上十个百分点，那可能我们整个产业的面貌、投资人的回报，都不是今天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家也知道，今天谈技术资本化是有底气了，547.8万件的有效专利存量，1991年的时候，发明专利的存量才4122件。

第三个，新金融资本，中国原来没钱，后来突然变得有钱了，而且变得有很多钱，我做过一个外推性的计算，新金融5万亿左右，占整个国家资产净值的1.25%，想用1.25%推动整个中国转向一个创新型的经济体，那是基本不可能的，倒过来说，如果把1.25%变成12.5%、52.5%，那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们分析美国金融资本的配置以及中国金融资本的配置，最大的差异是很多金融资本配置到创新领域，而我们配置到房地产、基本建设、桥梁松动、过剩产能等等这些方面，两种配置的不同就导致了两种产出的巨大差异。

第四个，我想再分享一个点，企业家是一个资本要素，他就是资本。我做过一个分析，1979年到1999年，这20年的时间，我们国家的财富创造当中有33%左右是由企业家创造的。我还有一个计算，2003年到2013年的计算，这个下来了，不到17%，说明我们企业家在萎缩，我们现在在注册的企业，大小加起来6000多万家，真正能够称得起创新企业家的约1.7%，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在这方面的潜力是巨大的，但是开发的水平是非常低下的。概括来讲，如果说我们跟全球进行联合创新、同步创新，就应该让技术资本、新金融资本和企业家资本进行一个规范性的流动，而不能用过多过度的管制来限制这些资本，因为未来的一个时代，它一定是一个世界的驱动，价值分享、风险分担的时代，而且随着每个人信息的普及就是全球合伙的时代，某种意义来讲，原来发端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在未来可见的时间逐渐会退出历史舞台，而变成了每个人都是一个合伙人的时代。

我给陶总提出一个问题，您认为人工智能，和物联网这两个方面来看，哪一个更有前景，更像风口？

陶宁：人工智能也好、物联网也好、互联网+也好，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名词，每个名词的标准定义，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权威定义，人工智能今天又提出来，实际这个名词并不是一个新词，最早提出这个词的时候，可以追溯到50年代，过去60多年里面，人工智能这件事情，有人说三起两落、或者两落三起，大家不停的提出来新的理论发现或者新的突破、新的应用，包括当年的国际象棋大赛。在进化的过程里面，每一次随着硬件的发展或者理论的突破，都能够让人工智能延伸到新的领域里做应用，它的扩展面越来越大，以至于站在今天2017年所说的人工智能，可能在十年后依旧是一个很小的定义，但是在今天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已经是一个已经相当宽泛的一个定义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在这个时间，人工智能是一个创业和投资的风口，就跟我们在七年前说移动互联网是个风口，当然，这样讲，并不否认其他的领域不值得投资或不值得创新，这是一个误区。我只是说在这个时间点，人工智能是比较新兴的，更需要大家关注。

今天所涉及的人工智能领域，可能比物联网的定义稍微大一点，我们认为的人工智能，第一，包括基础的理论研究，尤其跟数学和统计学的结合，第二，跟硬件相关，比如芯片的突破，感应器、传输，同时也包括软件、算法、模型和数据的收集、采集、整理、标注，最后就是应用，我们能想象的应用在以前是非常窄的，在今天想象到的应用，制造业、金融业、医疗行业、农业都可以涵盖在里面。在创新工场，我们所做的定义是一个非常大而全的定义，几乎涵盖了可能在过去一两年，包括在未来的三四年里头和人工智能相关的的硬件、软件、行业应用的方方面面。

房汉廷：我给段总提一个问题，看不见的雾霾，在大条件还有一个过程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有没有净化器？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在微观上？

段宏伟：谢谢，如果说需要一个阶段性的净化塔或者净化器，我认为政府更加有作为，目前看，国家在围绕整个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央行在围绕着整个法律法规，一些规定来说，在推进的过程中，所谓的净化塔和净化器，我认为最多的是目前的信用服务机构，大家也清楚，我认为定义上这三种是行业内比较认的，一个是征信，这个征信对人的客观数据、企业的客观数据的一种展示，真实的展现，通过表达自己的观点。第二个应该是评级，在征信的基础上表达他对信用的一种评价，会分等级，这是给信用定了一个价，对他进行了估值。第三个，也是我本人从事的这个行业，担保，担保是给征信做的信用交易，信用不够的时候，可以买一个信用，我可以把我的信用叠加给你，你去银行借钱，银行认为你信用太低，不给了，我买一个担保，通过买担保费用之后，银行可以给你，这样一个过程不断的在培育，我们说培育的过程中就像吸霾的过程，我们通过这样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最后形成一个全社会的信用体系。